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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新考证了元代浮梁磁局所隶属的机构及其职的品级,并通过讨论浮梁磁局大使与元代中后期委派的督陶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元在其统治中后期加强了对瓷器事务的管理,同时简要分析了产生此变化的原因。《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景公疟》记述的是晏子劝谏齐景公的故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现存竹简缺失下部多于1/4的部分。本文通过对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竹简缺文的试补,证明整理者对竹简形制的推测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对竹简进行了新的编联,并对简文个别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了疏释。同时发现,在比照传世本对竹简本进行复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顺序不同,导致编联参照物的模糊,从而造成了编联的难度。灯具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照明器具,包括灯和烛台两大类。灯具延展了人们作息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类生活,同时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本文以南方地区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灯具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比较研究探讨相关问题。六朝铜灯具可以分为竖柄灯、横柄灯、提吊灯和座灯四类。通过比较当时南、北方铜灯具形制,可知铜灯具的造型和工艺承袭自汉,虽独立发展,然南北交流存续未绝。通过比较铜质和陶瓷灯具,可知虽然陶瓷灯具逐渐占据主流,但是铜、瓷材质各有优势,二者互为补充并相互借鉴,可满足不同阶层的审美和使用需求。六朝是古代灯具的转折时期,汉灯余韵和时代新风在六朝灯具上显得尤为突出,反映出深层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内容。本文是基于物质对汉唐社会历史进行实证化、具象化研究的新尝试。启门图,尤其是常见的人启门图一直是广大学者津津乐道的研究题材;而汉代作为启门和人启门图像的滥觞,对这一时期相关图像意义及其表现图式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目前的考古表明,启门图随着地区、时间的变迁,意义有着不同的侧重,图像也在元素的不断重新组合中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启门图源于生活,虽主要发挥着沟通世俗世界和身后世界的桥梁作用,但实际和虚拟两种意义却都得以延续,并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了不同的图式,也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成为后世启门图传承发展的基础。唐代卢士玫墓志新近出土于洛阳市伊川县,一并出土的还有其夫人清河崔氏墓志。墓志详细记载了卢士玫的家族世系、婚姻、科第及宦历等情况,可对两《唐书》本传及相关传统文献记载起到纠误补阙作用。结合其家族成员墓志,也有助于唐代洛阳的卢氏家族文化研究。史善应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墓志描述了一位在历史上几乎湮没的东突厥王族人物的真实人生,同时为深入了解隋唐之际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了 真实的。史善应作为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孙子,其墓志对突厥世系的记载补正了文献中的许多讹误。史善应生长在中原,前后参加了隋炀帝出征高丽、流亡江都、随唐太宗征讨王世充等事件,成为初唐政治史上重要的胡族人物。其墓志中对历史上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 认同的描写值得注意,志文体现出对英雄祖先和华夏认同既统一又相背离的印记,这种民族血统和文化授受上的矛盾性,构成了墓志在历史记忆和情节诠释上的特色。只有把握个人在家国转折中的命运,才能理解在墓志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片段,从而真正进入墓志书写的世界。我国的城墙从原始聚落时代的壕沟发展而来,目前考古发现我国 早的城墙出现在大溪文化一期。至汉代,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春秋战国时代两次筑城高峰之后,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三次筑城高峰,筑城活动十分活跃,城墙的修筑规模亦不断扩大,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城墙防御体系,为以后各代城墙防御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山西地区所见商代青铜礼器进行系统梳理,明确了其类型学划分标准,认为其在器物形制及组合方面与中原商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依据器物的年代分析结果,大致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期,在殷墟文化三期时发展至繁荣,该地区的商代青铜文化内涵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经发掘,在高青陈庄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东周时期的环壕,并在城址内房基、窖穴、夯土台基、水井、墓葬、马坑、车马坑等遗迹。同时出土陶器、铜器、蚌器、骨器等遗物,其中青铜器近1件有铭文,2件有7余字的长篇铭文。陈庄城址是目前山东地区所见 早的西周城址,为西周早、中期的一个区域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