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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方尊是西周成王时器。铭文记载了邢侯于镐京朝见周王、周王到京举行祼祭与肜祭、在辟雍举行大礼与射礼、在寝宫与赏赐邢侯等事件。邢侯去镐京朝见之时，正逢周王在京举行祼祭和肜祭，但邢侯没有参加这二项祭礼，只是在到达宗周的翌日参加了周王在辟雍举行的大礼和射礼。本铭之大礼应是一年一度的天子始乘舟的典礼，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礼则是这次大礼的一部分，它与作册般铜鼋所记商代洹水水上射礼应有一定的渊源，而与战国时期的乘船弋射则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由于它是周王款待来朝邢侯的一项礼仪活动，故此次射礼的性质当属于宾射礼。宾射是诸侯朝觐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它常与飨、食连言，是朝聘礼中主国接待宾客所行之礼仪或飨礼的一个重要仪节。又多与大射、燕射并举，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项礼仪制度。早在192年，严修就对日本的博物馆进行了深入考察，成为天津乃至 较早系统接触和了解近代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绅。他并没有将考察停留在单纯的认知层面，而是逐渐始具体的馆实践。热心教育的严修在回国后不久便仿照日本教育博物馆的模式，在天津积极设立教育品陈列场，并参与筹教育品陈列馆。此后，他还发起筹建天津广智馆。可以说，严修是我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先驱。《考工记》营国制度的产生，标志着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以这一理论为标尺，可将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考察可知，《考工记》营国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是儒家描绘的一幅"理想王都"的美妙蓝图，只有在统一的封建社会盛世，才有可能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可分为元魏皇宗陵区、高齐皇宗陵区和中下层吏及平民墓葬区三大区域，一般分布在以邺城宫城为中心的5~15公里的范围内。墓群中"家族葬"明显，或依长幼尊卑，自南向北顺序排列；或分为南北两排，以南为尊。东魏北齐陵墓制度既继承了秦汉传统，同时也有所创新，并直接影响了隋唐及以后的陵墓制度。1年在福建长泰县境内龙津溪中游发掘了四处商周时期浮滨文化的石器场遗址。其中后厝山遗址保存，石制品堆积内涵单一，应为石器初级营地。该遗址群的发掘与整理，为浮滨文化石器工艺的复原研究了大量实物，对探讨商周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石器生产与方式也有重要学术意义。河南博物院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分上中下三卷，经折装，本高42.3cm，宽14.7cm。此经为雕版印刷，用料上乘。经卷之有22幅大小不同的彩色手绘插图，色彩鲜艳，饱满，用色丰富，图中使用蓝底描金注。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具有明代经卷特征。"石渠"之称，来源于汉初萧何在未央殿北建造石渠阁，收藏入关所得的秦代图籍。而《石渠宝笈》是清内府书画收藏的着录，是对宫廷书画收藏的系统整理和信息登载。《石渠宝笈》初续三编的编录过程，也是鉴定整理的过程。编纂者的工作包括辨别真伪，进行筛选、着录和考证。对决定入录者，记其尺寸、本地、书体、画法、内容、题跋、印章等信息，还要考订作者、相关人物、流传过程，以按语形式标出。因此也可以说，此书还是参与整理编纂者治学能力集大成的体现。人们渴望出版图文并茂的《石渠宝笈》，在于这种影印着录原文与彩色图像的全信息对照，不仅将满足创作、鉴定、收藏、欣赏、学习、借鉴的需要，而且为研究故宫旧藏书画在流传中发生的变化了方便，也会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架起语言与图像的桥梁上，还是解释造背景的手段上，都因系统的推出而发现引人思索的问题。龙是瑞兽，几千年来，一直是的政治—文化符号。作为艺术形象，龙在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极为常见，成为学者反覆讨论的对象，特别是它的早期形象，海内外争论很多。龙是想象的动物，它的艺术形象，有所依仿，又充满艺术变形。本文参考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以桃花庄龙纹觥、浉河港龙首觥和海家村铜爬龙等商代、西周的青铜器为主要线索，并与古文字中龙字的构形和演变相印证，讨论了龙在早期艺术中的基本特点：棒槌形双角、菱形额饰、垂花形鼻饰、锯齿状牙口，以及菱形和三角形搭配的身尾花纹，指出龙是模仿鳄鱼、蜥蜴、蛇等爬行动物，并对围绕饕餮纹的争论重新梳理，指出饕餮纹的主体是龙首纹的面部特写，牛角兽面、羊角兽面都是它的变形。日本杏雨书屋藏有6件唐代宫廷写经。通过考察这批，可知宫廷写经系批量装潢，每卷题记都是由书手先写上去，装潢完成之后，并无专人再进行检查；《金刚经》的抄写时间 早为咸亨三年(672年)五月十三日；《金刚经》校对者都是书手，而《法华经》校对者既有 ，也有书手；太原寺寺主由慧立易为慧德，具体时间应在仪凤二年(677年)正月至五月之间；《法华经》卷第四中品题作"妙法莲华经持品第十三"，而《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却作"妙法莲华经劝持品第十三"，二者有所不同。本文从秦汉陵墓的考古与研究成果出发，讨论陵寝制度与象征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问题。秦汉陵寝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陵寝制度也就是陵墓制度，狭义的陵寝制度指陵侧出寝的建筑制度，多年来两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讨论；秦汉陵墓实行独立陵园制度，对于陵园的象征有若都邑说、若宫城说；近年在此思路基础上，出现了将地下陪葬坑与秦汉帝国职架构比拟的新思路，这种思考还需要从理论与考古实践上进一步完善。
